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与中原崛起
李庚香
在全球“金融海啸”的冷背景下，我们来探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一热话题。最近，李长春同志在《求是》杂志撰文，《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同志认为此文是党的十七大以来对中央关于加强和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思想理论、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的一次最全面、最深刻、最精僻的解读，也是对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一次最全面、最系统、最精心的部署。在学习中，我深深体会到，这篇文章所阐明的思想、论断、部署和要求对于加强我省文化建设，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加快文化资源大省向文化虽省跨越，加速中原崛起的步伐，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内涵与外延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建设先进文化，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建设和谐文化，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把繁荣和发展农村文化事业作为事关全局的重大任务加以强调，深刻反映了我们党对时代发展趋势和我国文化发展方位的科学把握。对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理解，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认识。?
一是文化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位置。当今世界，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文化发展已经开始呈现出如下三个趋势：一是文化与经济相融合，二是文化与科技相融合，三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相互融合。李长春同志指出：“从国际上看，当今综合国力竞争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越来越多的国家把提高文化软实力作为重要发展战略”。“目前，我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与我国国际地位不相适应，与我国五千年文明积淀的丰厚文化资源不相适应”。在十七大报告的文字表述中，关于经济建设，中央的要求是又好又快发展；关于社会建设，中央的要求是和谐发展；关于生态建设，中央的要求是可持续发展；关于对外关系，中央的要求是和平发展……只有文化建设，中央的要求是“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可以说，胡锦涛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思想，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华文化发展方位的新判断、地位作用的新认识、发展战略的新思考，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关于文化的新自觉。虽然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党的建设互为一体，相互作用，但是文化建设却有自己的
特殊性。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基和灵魂，是一个国家持久发展、走向富强的重要支撑。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上，创造了绚丽多彩的优秀文化成果，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我们不仅要书写财富创造的物质文明发展史，更要书写中华文化积累、优秀文明传承的精神文明发展史。可以说，正是基于这种特殊性、重要性、战略性、长远性的文化自觉，我们党把文化建设放在了一个更加重要的位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形成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
二是文化强省建设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的位置。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稳定、高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和文化密不可分，经济发展与文化进步互相影响、相辅相成。因此，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战略布局的客观需要。国内各省市都把加强文化建设作为加快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早在2004年，河南就提出了建设文化强省的要求。虽然河南的文化建设同中国的先进文化、和谐文化建设属于同一个历史进程，但是河南的文化强省建设同江苏、浙江等地文化强省建设却既有相同的一面，更有
特殊性的一面。江苏、浙江等省建设文化强省，是从经济强省到文化强省，其间有逻辑上的承接和递推关系，而河南却要同时实现经济强省向文化强省的双重跨越。这种“一身二任”，决定了河南建设文化强省要比其他省份付出更多的努力。河南作为文化资源大省，2005年就出台了《河南省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2005—2020年）》，提出了建设文化强省的目标。在河南省委八次党代会上，河南提出了实现由文化资源大省向文化强省转变，建设经济强省和文化强省的两大战略。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河南的文化强省建设依托资源优势，加快文化体制改革，不断繁荣文化事业，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中原文化的影响力明显增强，文化强省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文化强省建设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和党中央关于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要求相比，和小康社会的新需求、人民群众的新期待相比，还有很大的不足。从总体上说，整个社会还没有形成高度的文化自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还只是初步建成，三馆建设存在重建轻管的问题，文化市场还不够繁荣有序，文化产业总量不大、结构不优，文化投入欠账较多，中原文化“走出去”的力度不大，政策支持不够、创新能力不足、人才匮乏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
因此，当前河南文化界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认真学习李长春同志重要文章，一个重要工作就是要对照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要求找差距，知足知不足，在尊重文化建设“两个特殊性”规律的基础上，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在文化建设上实现“大中求强”。那么，什么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什么是“大中求强”呢？我们认为，所谓“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主要是指公益性文化事业的繁荣和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发展。所谓“大中求强”是指由文化资源大省向文化强省的跨越。即是说，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与河南的文化强省建设是完全一致的。在河南，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就是要建设文化强省，其基本内涵就是要建硬件，强软件；就是要出作品、出人才、出效益；就是要传承中原文化，建设和谐文化、先进文化；就是要
建设强大的文学豫军、中原画派、中原书风、中原学派，建设演艺豫军、影视豫军、歌舞豫军、杂技豫军、动漫豫军、网络豫军、出版豫军。一句话，就是要提高中原文化的活力和竞争力、影响力和传播力、吸引力和魅力。?
二、河南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上如何更加自觉更加主动
认真对待文化，形成新的文化自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上更加自觉更加主动,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艰巨而又光荣的的使命。所谓文化自觉，其根本点当在对文化的本质力量的深切了解，对当代世界文化潮流的深刻洞察，对近代中国文化问题的正确判断和对中国共产党人文化使命的清醒认识及自觉担当。
文化自觉，首先要体现在国家层面上。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进一步加剧，只有积极发展，主动建设，才能够在交流、交融、交锋中不受侵蚀、不被消解，使自己更加壮大。事实上，在当代中国，文化领域存在的主要矛盾依然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多方面、多样性的精神文化需求与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有效供给不足的矛盾。而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推动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因此，在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紧紧抓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根本任务，以建设促发展、促繁荣，保持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历代文人对文化的作用都曾高度评价，晋代文人陆机在谈到“文之为用”时说：“恢万里而无阂，通亿载而为津”。南朝学者刘勰称：“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在中国古代，通常将文武之道作为治国理政之双翼。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文艺方针政策从“双百”方针到坚持“二为”方向，到“弘扬主旋律，坚持多样化”、“三贴近”，越来贴近文艺的本体。从《亮剑》、《士兵突击》到《闯关东》、《金婚》，我们越来越能够感受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支撑作用，感受到作品精神内涵的“风骨”。那么，衡量文化自觉的真正标准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只有把“文化兴国”真正确立为国家战略，才是真正实现了文化自觉。一是要像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建设的根本任务写入宪法一样，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为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通过国家意志加以确立。二是要把提高文化软实力与增强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等“硬实力”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举国家之力予以加强。三是要在国家五年发展规划中，把文化建设摆到与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上，统筹规划，一起部署。
文化自觉，同样体现在省际层面上。如今，全国半数以上的省份都把文化大省、文化强省作为本省的奋斗目标，显示了高度的文化自觉。以广东深圳为例，改革开放30年来，深圳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通过“开放”和“创新”实现了从“文化沙漠”到“文化绿洲”的巨变，推出了创作《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的著名词作家蒋开儒等。如果说我国的科学发展选择、新型工业化道路、和谐社会建设需要一种“先进文化”与之相对应，那么我们的“新河南”建设同样也需要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新文化”来推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有三个因素对河南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文化的影响加深，文化被分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两部分，一部分文艺家“下海”，文化艺术在市场经济中艰难地调整并逐步适应。二是开放对文化艺术的影响加大。2008年3月，企鹅出版社经过调查，最后选出来应该被翻译到英语世界的中国作家是史铁生、铁凝和李洱。李洱和刘震云、阎连科等常年在北京生活，被称为“在京的河南籍作家”。走出来给他们带来的体验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创作视界。李洱以小说《花腔》（2002年）和《石榴树上结樱桃》（2004年）成名。《石榴树上结樱桃》这部作品描绘了中国当下的乡土生活：即将迎来村委会主任竞选，村内各色人物粉墨登场，但都是大局中的变数。作品反映了在权力的诱惑面前人们的自尊、良知受到考验，以及权力对这片净土的侵蚀。其中，城市生活的的各种要素深浅不同地渗入农村，小说中经常出现农民站在猪圈边打手机讨论选举问题，聚众吃喝时谈论国际形势，嘴里不时冒出诸如“女权主义”、“全球化”、“可持续发展战略”等词汇。各种文化形态在这里博奕冲突，颇具戏剧性，这也正是李洱倾心关注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生活。他说：“阎连科的小说，喜欢把事情推到极端去写，是一种酷烈的书写。如果说阎连科喜欢把奇迹当成日常生活来写，我就是把日常生活当成奇迹去写，写我们每个人都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活，从中发现我们可能遇到的疑难，这或许是两代作家对生活和小说的理解上的差异”。如果说其他乡村作家写农村的“苦难”，那么李洱则着眼于乡村的“困难”。2008年10月24日，李洱和德国女总理默克尔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谈话，李洱对对默克多说：“你很难想象，中国的农民坐在田间地头的时候，他们会谈到中美关系、海峡两岸关系、中东战争，很多农民喜欢谈这些问题。他们端个碗蹲在屋前，或者一边喂猪一边谈论这些问题。有时候他们甚至打打手机，交流一下中程导弹试射谁厉害的问题。他们现在就像老一辈人喜欢谈三国，谈曹操谈刘备一样，谈小布什、萨达姆、陈水扁。农民的生活一面很现代，另外一方面还比较原始。”“很多中国农民对西方的了解，可能要大于西方知识分子对中国的了解”。默克尔表示赞许，并把李洱的小说《石榴树上结樱桃》当做礼物送给了温家宝总理。三是科技对文化艺术的影响在不断增强。2008年10月21日，11位河南籍作家与新浪网读书频道集体签约，被誉为“文学豫军集体冲浪”，显示了一向“埋头创作，不事张扬”的河南作家对网络的高度重视。评论家一致认为，无论是周大新获奖，和网站签约，还是在国外被追捧，都体现了河南作家新的姿态，体现了一种文化自觉。虽然河南文化在这三十年出现了一些大作、大家，搞了一些大活动，初步呈现出大发展大繁荣的局面，但是，我们省还缺少《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尘埃落定》这样的当代优秀作品。就像谈英国文学必须谈到莎士比亚，印度文学必须谈到泰戈尔，美国文学必须谈到惠特曼，俄国文学必须谈到托尔斯泰，中国现代文学必须谈到鲁郭茅巴老曹一样，我们当代河南文化也应该出现这种领军人物，推出这种代表作品。徐光春同志说得好：文化与经济从来就是结伴前行的，没有纯粹的经济，也没有纯粹的文化，我们要站在文化经济一体化的历史高度谋划河南经济社会的新跨越。在他看来，深厚的文化积累与社会发展的状况是一致的。一般而言，经济最发达，文化也就最繁荣。《清明上河图》就反映了北宋时期最发达的图景，反映了当时经济、商业、社会繁荣的景象。美国的历史只有二百多年，随着经济的发展，它也成了世界上文化最发达的国家。而文化的繁荣又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使美国成为了经济上的“巨无霸”。在这个意义上，繁荣的经济促进了文化的繁荣，文化的繁荣也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他说，那种认为文化“软”、可有可无的人，是没有文化、不懂文化的表现，本身就没有“文化”。我们认为，有没有这种文化自觉，有没有这种见识，有没有这种胆略和气魄，将直接决定并影响着河南的命运与未来。因此，做一个有文化自觉、文化使命、文化担当的新型领导干部，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也是所有具有战略思维、世界眼光的现代领导干部的自觉选择。如今，河南已经把“文化强省”放在了与“经济强省”同等重要的位置，但能不能持之一恒、一以贯之的抓下去，是一个关键问题。
建设当代中原文化，建设文化强省，实现中原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要求我们在以下几个方面付出艰苦的努力，才能掌握文化发展的主动权。?
1、在“先进文化”引领方面更加主动。应当承认，中原地区古代文化的灿烂，是与伏羲、黄帝、大禹、周文王、老子、庄子、韩非子、达摩、玄奘、二程等人的文化创造分不开的。例如，“实事求是”见于《汉书》“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以人为本”起源于《尚书》“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和谐”思想滥觞于《国语》“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但是，我们认为，建设“新河南”，靠传统的中原文化精神是无法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发展的问题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文化观念更是严重制约着文化产业的发展与文化及全球化的联系。事实上，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不敢为天下先”，庄子的消极避世，宋代文化二程的“存天理灭人欲”，康百万庄园的“留余”，都需要我们检讨并深思。?
因此，必须树立新的先进文化理念，通过创业文化、创新文化、和谐文化建设，为“新河南”建设与“中原崛起”注入新的精神动力。我们始终认为，在河南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基础差的中西部发展中省份，推进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原崛起，面临的困难和矛盾很多。解决河南的问题，当然需要中央的支持，但更重要的是要靠自己的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大力发展创业文化，把全省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积极性和创造性调动起来，引领河南人民干事创业，实现就业，才有跨越式发展的希望，才有中原崛起的希望。2006年，党中央在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同时，分别提出了要发展“创新文化”和“和谐文化”。这两大目标联袂而出，两个文化如影相随，和创业文化一起深刻作用着当今中国的发展走势，并且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创业文化、创新文化与和谐文化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创业文化是创新文化、和谐文化建设的基础。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也是创新文化和创业文化建设的目标。而创新文化则是沟通创业文化和和谐文化的桥梁，三者又统一于“先进文化”、“新文化”建设的过程之中。因此，在建设文化强省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加快以创业文化、创新文化、和谐文化为“集群”的“先进文化”、“新文化”的建设，使之成为助推中原崛起的新的文化精神。贾平凹明确指出：“在这个时代的写作普遍缺乏大精神和大技巧，文学作品不可能经典，那么就不妨把自己的作品写成一份份社会记录而留给历史”。在他看来，“我看过一些写农村题材的作品，他们更多是在想象，较少生活实感和自己投入的感受，读起来热闹，形式上花哨，读后却没有让你心动的东西”。因此，“作家应该关注你所处的这个时代的进行状态。作家在写作时，尽管各个时代对文学有不同的要求或提法，但是作家始终要把握住这个时代的进行状态是怎样就行了。包括我们经常说的人性，人性在各个国家、各个时代的内涵也不一样，你写的必须是你这个国家、时代的人性”。他说：“我希望写得从容。不一定把什么都写上，那样很笨。我要只写一个村子，但这个村子一定要写得饱满，它完全是一个独立的丰满的世界。《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就很丰盈。也就是说大背景是这个时代，但要虚构一个很妙的故事能折射这个时代。这也是我对小说的基本看法”。“我觉得小说不能缺少两个东西。细节有趣才能让读者阅读下去，小说无神则不能立起来“。当然，“从文学史或艺术史来看，有写突发事件而成为经典的，也有写日常生活成为名著的”。“我一直写平常的生活，普通的人，他们都不是大善大恶，是小善小恶”。“写小人物也能写出共性呀”！“你见过山沟里一大片的黄菊花吗？一朵菊花比不上牡丹，但一大片，那种美是有震憾力的。我在陕北看到过整个一面坡都排列着窑洞，那可真叫壮观”。在他看来，“《秦腔》就是围绕农村正在衰微的意识写，适合这个意识的就保留，不适合的就舍弃”。
2、深化改革，在形成新的体制机制上更加主动。体制创新是改革的重点，是发展的前提。体制问题不解决，文化发展就没有出路。李长春同志明确指出：“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还不健全，活力还不强，与全社会快速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相适应，与日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与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新要求不相适应，与现代科学技术和传播手段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的新形势不相适应”。现在河南省文化发展与发达省份的差距，不在资源上，也不完全在人才上，关键是体制机制束缚了文化的快速发展。体制改革的动力，一在全球化，一在现代化。体制创新的价值何在？举个例子来说，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如同狼道与狗道的区别。“弹道”研究发现，在追捕猎物时，狼道永远比狗道直接。狗是永远绕着弧线跑，而狼在追逐猎物时永远跑的是直线。于是，凡狗能够追上的猎物，狼都能够追上，而狗不能够追上的猎物，狼也能够追上。为什么？说白了就是因为狼追不上猎物没什么吃就要饿死，而狗追不上猎物并不饿肚子，甚至狗明白就是追上了猎物也不会让狗吃的。这样，在结果上就产生了重要的区别。这对于我们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产生了重要的启示，即我们的文化企业必须具有在市场中生存、发展、壮大的能力，只有“置之死地而后生”，才能够激活潜能，进而迸发出巨大的发展动能，形成真正的竞争力。
因此，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精神实质就是要通过创新观念、创新思维、创新体制、创新机制、创新方法，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所谓文化体制改革，就是要正确处理党委、政府、企业和市场的关系，建立起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新的体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二分法”，那么我们的文化可以分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如果坚持“三分法”，则可以区分为“公益性文化事业”、“艺术表演团体改革”和“经营性文化产业”。如果说公益性文化事业是体制改革的重点，那么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发展则是体制改革的亮点，而艺术表演团体改革则是文化体制改革的难点。当前，文化体制改革要在四个方面下功夫：一是重塑市场主体，这是文化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二是完善市场体系，打破传统的行政体制和城市分离的市场格局，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三是改善宏观管理，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和富有活力的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增强宏观调控能力。四是转变政府职能，大力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中介组织分开。?
当然，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正视其艰难性和复杂性。在工作中，一定要充分考虑文化工作者的具体利益，要充分考虑艺术表演团体的承受能力。要研究改革成本的支付问题，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善待剧团，善待艺术家。要通过创造性的工作，革除文化体制的弊端，解决政策性“瓶颈”问题，进一步解放文化生产力。?
3、在加快培养、形成新的“人才方阵”方面更加主动。人才是文化发展和繁荣的推动力，文化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支撑。文化生产是复杂的创造性劳动，投入的是智力资源，产出的是著作权、版权等知识产权。“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的多明戈指出：“的确，艺术生命无法跟上日常生活中技术强加给我们的疯狂节奏。娱乐活动的无限发展对于真正艺术的发展来说是一种桎梏”，“我担心他们成为媒体的奴隶，忘记应把精力放在职业上”。好莱坞它有两个固定输送人才的渠道，一个是欧洲，崭露头角的艺术电影导演会被吸纳，优秀的工作人员也会被吸纳，特别是伦敦，基本上是好莱坞的脑袋。很多电影是在伦敦策划，然后拿到好莱坞去制作。另一个就是纽约，它是独立制片的基地。加强文化人才队伍建设，是做好文化工作的关键，是提高文化创新和发展能力的根本，是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前提和力量源泉。文化具有特殊的“名人效应”，文化发展离不开“角”的作用。一个赵本山带活了整个东北的“二人转”，一个杨丽萍演活了《云南映像》和《藏谜》，一个常香玉唱响了河南的豫剧品牌。当今河南文化人才队伍现状，明显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要求不相适应，存在着观念意识落后、知识结构和素质状况不合理、创新精神不足等问题。可以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后常香玉”时代。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集结队伍，组建一支新的“人才方阵”，大力加强德艺双馨的艺术人才、熟悉IT技术的专业人才和文化产业人才“三支队伍”建设，才能适应建设文化强省的现实需要。在发展文化产业上，我们更要加强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努力实现“人才兴业”。
4、在文化投入方面更加主动。过去，文化建设常常是“说起来重要，排预算次要，有矛盾时不要”，以致河南人均文化事业费的投入全国最低。现在全国人均文化事业费水平达到10元左右，2004年河南省是人均3.01元，2006年河南省人均4.02元。如果说人均文化事业费太低不足于说明问题，因为河南一亿人的分母过大，那么人均文化事业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则最能说明问题。而这个数据河南在全国也是最低的，仅有0.33%，居全国第31位，低于甘肃、贵州等地。由于河南文化投入长期“欠账”，文化基础薄弱。在河南省财政“双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低，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低）的情况下，文化投入不足已经成为制约其文化强省建设的重大瓶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存在着“双重资本饥渴”。原因何在？一是文化与科技教育没有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由于缺乏公共财政的刚性支出，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在文化领域投入上总量严重不足问题。二是保护性、维持性经费比重过高，普及性、发展性投入严重不足。三是在结构上严重失衡，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和行政性费用在财政总投入中所占比重过高，直接用于文化建设的经费很少。但是，投入、产出是最基本的经济规律，“手里没把米，叫鸡鸡都不来”。我国一些电影《黄金甲》、《无极》、《集结号》等，在其中都有外国文化资本的影子，背后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如何为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提供有效的财力保障，已经成为建设文化强省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只有制定积极的财税政策才能够真正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5、在文化政策创新方面更加主动。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河南文化产业发展没有资本的优势，没有人才的优势，只有人力资源和文化资源的优势。那么，河南如果不能在落实文化产业政策和文化经济政策上下大功夫，并结合河南实际政策创新，形成政策优势，那么河南的文化产业就很难实现跨越，建设文化强省就是一句空话。这就要求我们当前必须认真落实国办发[114]号文件，并结合河南实际进行政策创新，才能够撬动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三、
河南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思路新举措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文化建设面临的复杂形势和艰巨任务。这就迫切要求我们不断提高把握文化发展方向、统筹文化发展大局、组织文化建设、改善文化管理、推动文化发展的能力，进一步提高领导文化建设的能力和水平，牢牢把握文化建设和发展的主动权。李长春同志明确要求：“文化建设要破解发展难题，开创发展新局面，必须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在河南就是是“以思想大解放促进改革大深化，开放大推动，实现经济大发展，社会大进步”。当前，河南的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体制改革，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迫切需要我们实现从比较优势战略向竞争优势战略的战略转型。气可鼓而不可泄，只有认清形势，理清思路，才能乘势而上，取得成效。?
首先，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就是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文化强省建设，进一步解放思想，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来思考和谋划文化建设，统筹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发展。以科学发展观指导河南文化建设，一是要自觉地把河南文化建设放到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中去思考，放到世界范围内的文化竞争中去比较，放到全国文化发展的大格局中去审视。事实上，正如李长春同志所言，“在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新形势下推动文化建设，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积极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吸收外来有益文化，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二是要以务实的态度和创新的精神，紧密结合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充分发挥河南文化资源丰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以繁荣文化事业为基础，以发展文化产业为突破口，努力在建设先进文化、和谐文化上走出中部地区的新路子，实现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的适度平衡，实现城乡文化建设上的适度平衡。三是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努力实现河南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因时制宜是说，河南文化强省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采取两步走或者三步走的战略。因地制宜是说，河南的省情决定了河南建设文化强省必须走低成本运行的路子。即是说，河南建设文化强省，繁荣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产业，并不是一味扩大规模，并不是人多楼大级别高，而是要形成运行成本低、经济效益好、竞争能力强、市场份额大的特大型文化企业和文化“航母”，形成产业优势。
其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这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目标与方向。可以说，“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的提出，让人们感到我国人民在享受经济发展成果的同时，精神生活也获得丰富与提升，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全面提高的真实反映，极大丰富了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的内涵。首先，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大力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努力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要把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摆在文化建设的首要位置，把繁荣文化市场、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文化需求作为文化建设的紧迫任务，同时，注重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满足人民群众的新型文化需求。其次，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切实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激发人民群众参与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人民群众是一切文化创造的源泉。要紧紧依靠群众，做到谋划文化发展思路向人民群众问计，查找文化发展中的问题听人民群众意见，改进文化发展措施向人民群众请教，衡量文化发展成效由人民群众评判。第三，坚持以人为本，还要充分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铁凝指出：“我心目中的文学是什么样子？是对人类大的体贴和爱”。“我们可以坦诚地表达对生活的不满，但我们不应对生活的神圣背过脸去。我主张小说倡导善的力量，给人灵魂以提升，对人生和世界永葆信心和爱”。《秦腔》是贾平凹的第12部长篇小说，内容涉及其家乡陕西省丹凤县棣花镇的故事。作品以细腻平实的语言，采用“密实的流年式的书写方式”，集中表现了改革开放年代乡村的价值观念、人际关系在传统格局中的深刻变化，字里行间倾注了作者对故乡的一腔深情和社会转型时期对农村现状的思考。他说：“在我的写作中，《秦腔》是我最想写的一部书”，“《秦腔》写了一个村庄和一群农民如何一步步离开土地”。刚刚凭长篇小说《湖光山色》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作家周大新说，“每次返乡看到乡村的变化，我都在思考，中国的农村该向哪里走？欧洲的田园化已经消失，中国还能步其后尘吗？”“在今天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难道就任由房地产开发商无尽开发吗？”他常感慨今天的农民和过去确实不一样了，种什么能多卖钱，心里都有数，是市场经济大潮下的新型农民。他的小说中，湖就是丹江湖，山即伏牛山。小说以丹江口水库为地点，描述了一个曾在北京打过工的乡村女性暖暖与命运抗争、追求美好生活的不屈经历。生活在依山傍湖的楚王庄的她，在穷困苦痛中因一段楚长城的意外发现，而走上了一条新路。小说写的是春种秋收、择偶成家、生病离婚、打工返乡、农村旅游这些当下乡村寻常的生活事件，展示的却是对人性嬗变、历史遗产和权力运作的崭新思考。在这部充满悲情和暖意的小说中，周大新以他对中国乡村生活的独特理解，既书写了乡村表层生活的巨大变迁和当代气息，现时也发现了乡村中国深层结构的坚固和蜕变的艰难。因此，我们的文学创作一定要突出“文化民生”主题，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文化民生”问题，如今提出了，但还没有落地。“
第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要努力建设八大文化体系。李长春同志指出：“长期以来，制约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把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相混淆，政府统包统揽，应该由政府主导的公益性文化事业长期投入不足，应该由市场主导的经营性文化产业长期依赖政府，因而束缚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经营性文化产业作为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的集中体现，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少，发展潜力大，是新的经济增长点，也是调整经济结构和繁荣文化市场的着力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日益凸显”。“经营性文化产业的根本任务，是繁荣文化市场，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其显著特点是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从宏观上讲，河南的文化强省建设，主要包括两大内容：一是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二是传承中原文化，建设先进文化、和谐文化。但是从微观上说，当前我们就是要重点建设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艺术精品生产体系、文物保护体系、文化市场体系、文化产业体系、文化创新体系和现代文化传播体系等八大体系。
第四，以科学发展观指导河南的文化强省建设，要求我们在文化发展上必须实现即大改革、大开放、大创新、大团结。一是大改革。没有体制改革上的大动作，就不可能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而所谓体制改革，就是要适应时代的发展变化，理顺党委、政府、文化企业、文化市场之间的关系，加大文化体制改革的力度。二是大创新。把河南这样一个文化资源大省转变为文化强省，决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创新之路，走跨越式发展之路。这就要求我们要把文化强省建设看做一个系统工程，在传承中原文化的同时，加大对先进文化、创业文化、创新文化、和谐文化的研究，在深化改革、拉动消费、培养人才、依托科技、打造品牌、创新政策等方面实现“联动”，推动河南文化实现“跨越式发展”，又好又快发展。在文化建设中，坚持文化创新，就要求我们要认真总结文化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健全工作机制，改进领导方式，以更加符合文化发展规律、艺术发展规律的方式领导文化工作，不断提高领导文化建设的能力和水平。对此，胡锦涛总书记明确要求，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扶持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产业、鼓励文化创新的政策，营造有利于出精品、出人才、出效益的环境。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繁荣文化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李长春同志也认为，“必须在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的同时，大力推进各方面的创新。要加快建立以文化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文化创新体系，使企业成为文化创新投入的主体、实施文化创新项目的主体、文化创新成果转化的主体，以企业为纽带推动文化在与市场、科技和产业的结合中不断创新。”“要适应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新特点和审美情趣的新变化，不断推进文化内容形式的创新，推动不同艺术门类和文化活动相互融合，积极运用声、光、电等手段提高传统文化的表现力，实现题材体裁、风格流派和表现手法的多样化”。“要积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资源，改造传统文化产业，催生新的文化业态，大力发展文化创意、文化博览、动漫游戏、数字传输等新兴产业，加快构建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文化传播体系”。我们知道，文学创作是一项创造性的劳动，没有创新就没有生命。多年来，河南作家的创作一向以内容的厚重取胜，而在艺术表现形式的创新方面一直存在着一定的欠缺。虽然一些青年作家在写作技巧、叙事能力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对于大多数青年作家来说，这方面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河南豫剧，同样也有一个与时俱进的创新问题。在我们看来，在艺术史上，京剧是表现“帝王将相”的，昆曲是表现“才子佳人”的，豫剧是表现老百姓生活的。但靠山吼的豫剧在没有扩音等艺术装备时大腔大嗓是长处，而在进入城市的剧院后如果仍然不加改革，那高亢有力就变成了一种“噪音”。因此，只有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创新，中华文化才能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只有大力推进观念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和传播手段创新，才能够真正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2006年土耳其作家奥罕•帕慕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是，“在追求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而今年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的获奖理由是：“他是文学新领域的开拓者，他的作品具有诗意般的神秘，它是旧习俗的死亡，新生命的诞生，探索着在当代文明掩盖下的人性，他的作品标志着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交融”。三是大开放。现在有一本书，叫《世界是平的》，要求我们要有全球意识，世界眼光。从专题片《复兴之路》可以看出：康雍乾盛世，我们自己和自己纵向比是“盛世繁华”，成就很大，但和工业革命横向比，则从根本上被甩在了历史的后面。直到今天，我们还面临艰巨的完成工业革命的使命。因此，经济上要搞外向型经济，文化上也要搞开放型文化。和西方的七个音阶相比，我们是“宫商角徵羽”。中国音乐史上有个说法“五音不全”，是相对于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西方文化的比较而言的。四是大团结。过去有个说法是“文人相轻”，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就必须实现“文人相重”。实现大团结，关键是要发挥好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是亿万人民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是文化建设的主体。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创造源泉，蕴藏着高昂的文化创造热情。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关键是要激发出全民族的文化创造活力。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衡量文化是否发展繁荣的根本标准，衡量文化强省建设的根本标准仍然是人民群众的评价：既要看文化市场是否丰富多彩、文化产值是否增加、文化设施是否完备，更要看有无新的文化创造，能否对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真正做出实质性回应。二是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作用。一方面要把创作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统一于中原崛起的伟大实践。另一方面在精神上加强与艺术家的沟通，尊重艺术家，善待艺术家。感情沟通，关键在于一个真字，要努力解决其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要全力以赴保障其物质条件和生活条件。三是文学艺术家的主导作用。要让一切创造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新才华充分施展，让一切创新成果得到尊重。文化人是敏感的，也是具有个性的。只有尊重这种个性，才能够充分发挥文学艺术家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以美国诗人艾伦•金斯伯格为例，他以《嚎叫》成名，作品表达了群众对社会不满的呼声，尤其强烈地表现了青年人精神上的不满，被人们称为“垮掉的一代的父亲”。他说：“我写诗，是因为我把自己的思想看作是外部世界的一部分。我写诗，是因为我的思想在不同的思路上徘徊，一会儿在纽约，一会儿在泰山……我写诗，是因为我终究是要死的，我正在受罪，其他人也在受罪。我写诗，是因为我的愤怒和贪婪是无限的。我写诗，是因为我想和惠特曼谈谈……我写诗，是因为人除了躯壳，没有思想。我写诗，是因为我充满了矛盾，我和自己矛盾吗？那么好吧，就矛盾一下吧！我写诗，是因为我很大，包括了万事万物”。“诗不是人创造出来的客观事物，它是一种精神的变化过程，是一种启发，是人的完整叙述，是自我预言”，“写诗就像统治国家一样，不要把疯狂掩藏起来”。贾平凹也说：“我认为文学是人的一种精神活动，要传达作者对世界、人类的一种感悟”。在他看来，“搞创作的不能条理化，想清楚后就做不成了”。“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如何使小说的意蕴更加丰盈、深厚”。“每一个作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成为一句成语”，“一个作家被当作一句成语对待，那是很难的”。
总之，我们就是要通过学习实践科学发观，以大改革、大创新、大开放、大团结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实现文化建设“大中求强”。在这个意义上，河南的文化工作只有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才能够守住我们的“文脉”，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使命，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高潮。张艺谋说得好：“中国文化元素特别多，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东西，只要细心挖掘，精心培养，持之以恒，总是能发展起来的”。当然，对于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艰巨性，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理性的认识，不能头脑发热。一是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有内在联系，郭庚茂省长指出，文化发展需要经济基础的支撑，不能“一刀切”，“齐步走”。同时，经济发展又与文化发展具有不同步性，文化发展具有自己的“独特性”。但是，关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我们又不能没有高远的目标意识。当黄河裹挟着沉重的泥沙在我们身边吃力地走过的时候，厚厚的泥沙没有掩盖住灿烂的文明；当历史的脚步从我们身边无声地走过的时候，我们也希望自己没有给时代留下空缺。我们相信，河南文化强省战略的提出，将进一步提升文化建设在中原崛起、“新河南”建设中的地位、作用和功能，河南的文化强省建设必将以巨大的能量和潜力有力地助推河南的跨越式发展，有力地助推“中原崛起”，其深远意义将随着中原崛起和“新河南”的出现而不断呈现。
（本文发表于《河南文化发展报告（2009）》，作者系法学博士，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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